香港後社運的藝術家群組與其獨立策動展覽現象

Thomas Fung


每年從學院畢業欲以藝術家身份投身藝文界,被畫廊賞識簽約賣出作品換取收入固然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出路。但在藝術市場和主流藝術機構都難免都會遇上僧多粥少的問題。藝術家又是如何另覓溪徑?近年由於社運、疫情的關係,藝術家處於一種回應時代的慾望。於是「衍生」了不少藝術家群組(Artist Collective)獨立策動的藝術展示。


與其說是「衍生」,不如說是捲土重來。在香港還未有藝博會前(第一屆Art Hong Kong始於2009年),藝術家的活動都是以一種下而上式的模式發生。藝術家以群組式聚集,討論和交流創作。例如在八九十年代有黃仁逵、麥顯揚、楊東龍等所組成的”天台畫室”群組,以至千禧後的伙炭,都各有不同的面貌。藝術家自資辦展覽都是常事。自藝博會的商業模式空降香港後,香港迅速成為全球最受矚目的藝術品買賣中心之一。由2009年起,藝術市場的規模迅速膨漲。不論國際級的大畫廊,以至中小型的本地畫廊都在藝博會上展出,甚至在香港設立分部。大概在2019年起,那種去藝博看展覽風潮突如其來地因為反送中運動及疫情變得沉寂。在這情況下,藝術家群開始思考如何自主掌握主導權,並以獨立策動的展覽形式出現,開發展示機會。


2019年後的獨立策動展覽有以下的一些特質;

實驗性

綜合所見,這些由藝術家發動的獨立策展相對商業畫廊的展覽較為實驗性,有一點原始(Raw)的感覺。但相對地在媒介上的實驗性較強,會涉及到一些場域特定或是展演的相關作品,又或是試驗特定媒介的可能性。例如在過往幾年都有野生藝術節,野生藝術節由一班中大藝術系的本科同學及藝術家發起,由2017年開始每年舉辦,是旨在推廣實驗性公共藝術創作的搖籃及平台,並以公開招募藝術創作的形式策劃。當中作品很多是具備社區元素及實驗性質,是非商業性質的展覽,嘗試透過藝術去改變社會。於我而言野生藝術節不只是一個發表平台,更是一種嘗試在體制外取回主導權的態度


場地的流動性

以往大眾對作品的展示,都有一種既定的印象。必然是白立方(whitecube),或是一種博物館式的展示。離開這種展示方式的藝術形式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其實在外地已屢見不鮮,藝術家如Francis Alys、Richard Long、Christo and Jean Claude等都以不同形式實驗公共藝術的可能性。如今社區式藝術和地景藝術等都在藝術史中留有一席之地。那在香港這彈丸之地上這些藝術門類又如何發展?除了上述的野生藝術節外,不同藝術組織都透過獨立策動來實現對公共空間的想像。在社運後,香港人意識到公共空間是屬於公共的。更多藝術家透過運用公共空間來進行其藝術創作。而在香港藝術家多以一種藝術遊擊的方式,以一種很輕巧靈動的展示和敘事來帶出作品。例如近期有一組織:Landescape1823, 主要以場域特定作為主題,在廢墟或一些有歷史意義的地方進行跨媒介創作,涉及劇場、裝置、展演等藝術門類。藝術家之間通過討論,評賞來刺激彼此,為本土藝術帶來新刺激。 在2020至21年間因百業蕭條,產生不少「吉鋪」,而這些空間都變成藝術家進行創作的地方,不少藝術家組織都紛紛以短租形式租場辦展,活用社會不同資源。同樣概念的展覽有一名為《活體洞》的展覽,展覽發生一貨車的儲物空間中,貨車停泊在深水埗的街頭並以兩天展期快閃的形式發生。展示一些非主流、實驗性的作品。同時是一種對於香港空間壓迫的一種宣洩。這些展覽都顛覆了香港人對展覽對空間的展示。


與社交媒體並行

在現今人人都使用社交媒體的時代,這些藝術展覽和作品都能在社交媒體上發表、宣傳。以上的展覽不少都是在社交媒體上招募,發表,例如野生藝術節2020就有因著疫情的緣故,有不少展演都以Facebook, Instagram直播形式發表。這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除了展示功能外,這是一個藝術去中心化的現象。展示作品從此不再局限於實體空間。同時開放了人對社交媒體的想像。

在最壞的時代會產出最好的藝術,藝術家除了以創作回應,以藝術家組織形式的藝術活動,能引發更多對創作的想像。終究藝術必能改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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